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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一词费商量  

2011-11-28 22:18:00|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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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士农工商”,民分四类,其中商人地位最低。我写《食货金瓶梅》时查资料得知,汉代规定:商为“末业”,从商者不准穿绸缎衣服!“农民”一词费商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

至明初朱元璋仍规定:国家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商人只准穿绢衣布衣,农民反而能穿绸穿纱。但农民之家哪怕有一人经商,即全家不能穿绸纱(“农民许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衣绸、纱。”——《明会要》卷二十四“舆服”下“士庶冠服”

我读书至此,颇感奇怪:农民生活艰辛,鹑衣百结,哪有财力穿绸挂缎?且终日在田间劳作,身著绸衫,又成何模样?

     后来我才恍然而悟:原来古今词义有别。在古代,农民包括一切依土地为生之人——既指下田劳作的农夫,也指拥有土地的地主。

查查字典,对“农民”的解释大同小异。《汉语大词典》说:“农民:指务农的人。《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范宁注:‘农民,播殖耕稼者。’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再看《中文大词典》:“农民:谓从事稼穑之人也。”

无论“务农的人”还是“从事稼穑之人”,也无论“计量耕稼”者还是“播殖耕稼”者,似乎都不能绝对排除地主。

“农民”一词费商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其实地主也分大小。大地主只要不离乡土,尽管不直接下地劳作,多半也要参与农庄的经营管理——春天合计栽植何种作物,秋收又要操心农作物的收贮、加工与推销,这些也都应属于农耕稼穑的范畴。至于小地主,则同样要下地劳动。

60年代我还是学生,下乡劳动,房东大娘讲,该村有个地主挺冤枉,不但整年下地劳动,平日连一根直溜黄瓜也舍不得吃!苦熬苦攒,好不容易买下几亩地,没两年赶上土改,结果被划成地主。——而这类故事,后来还听到不少。

把地主剥离“农民”队伍,大概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台版《中文大词典》“农”字条下有“农民协会”一条,谓:“中国国民党制定之农民运动机关,以保护农民利益为目的,由百亩以下之佃农、雇农、自耕农等组织之。分乡、区、县、省、全国等级。……民国十六年全国有组织之农民约百余万。今改为农会。”

原来将地主剥离于农民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民国十六年”是1927年,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因此“农民协会”的组织与建立,又是两党共同操办的事。按此规定,当时有入会资格的“农民”,乃是“百亩以下之佃农、雇农、自耕农等”,这里面应该包括富农,但地主显然已被排除在外——不过我有所不解:地主不算农民,那么这个世世代代不离田土、号称“土地主人”的人群,又算“士农工商”中的哪一号呢?“农民”一词费商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

人类大同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大趋势,人与人的距离应不断缩小才是。从前我们对人群的分类十分粗略,“士农工商”是一种分法;再如 “城里人—乡下人”、“当官的—老百姓”、“文化人—劳动者”、“北方人—南方人”……尽管显示了差异,但笼统言之,并非不可调和。

然而自从有了“科学”的分类法,人和人的距离不是贴近了,反而人为地加大了。譬如光是农民(地主已排除在外),就又可分为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在正式文件中,还特设“反动富农”一类)……

而每一层次又都分属不同的政治层级,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利——读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可知,土改时斗地主、分田畜,贫雇农是有优先挑选权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分马》,就是该书的节选,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只是这个周立波(1908-1979)却非眼下那个蜚声江南的当红笑星,这位是亲身参加过土地革命的红色作家。《暴风骤雨》反映的即是东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作为湖南籍作家,他居然把东北的人物风情写得如此鲜活,真真令人佩服!

“农民”一词费商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我在东北农村待过五六年,常常觉得村里某人便是小说中的老孙头,而某人又像郭全海……只是小山村是个少数民族村,土改比较和缓,既无地主也无富农,成份最“高”的也只是上中农。——我们这些刚从文革“火线”下来的城里学生初来此地,听说这里“阶级斗争”并不激烈,居然还有点失望。

不过能来农村亲眼看看,照红色经典对农村社会各阶级做一点观察和分析,却也是每个知青自觉不自觉的功课。天长日久,我们渐渐发现贫农、中农乃至上中农的区别。

村里几家三世同堂的殷实人家,居然都是上中农。家中男女,个个都是干活的好把式。草屋一溜,屋顶上铺着厚厚的苫房草,檐头铡得整整齐齐,门扇窗框刷着天蓝色的油漆,透着精神!院子永远收拾得干净利落,车辆鞍辔井然有序。

再看自留地,瓜菜总比别家肥硕鲜亮。家中老人没事还背杆猎枪到山里转转,或在河泡子下两片粘网……门前两垛“玻璃棵子”(即不成材的柞木,当柴烧)成了日子火爆的标志,不但码放齐整,而且隔一阵子还要倒回垛。问其原因,答曰怕黄鼠狼做窝!

村里的几家贫农,虽然解放多年,但生活贫困依旧。有一家子哥儿仨都是光棍:一个压根没结婚,另两个把媳妇打跑了。三人都好喝酒,喝得家徒四壁。老二常年在外放私排,听说还被政府“处理”过。

另一家贫农是贫协主任,人绝对是好人,但孩子多,负担重,父子似乎都不大能干。路经他家,柴垛永远是几根玻璃棵子“看家”。我印象中常见他牵着牛车上山,一问,说是打柴去。

他家大儿子要结婚,东挪西借盖起三间草房。因没钱安门窗玻璃,只好用塑料布代替。想起他,也便同时想起窗户上在北风中忽扇的塑料布……

那时我们虽然满脑子“阶级分析”,但偶尔也会冒出一两个质疑的念头:农村的“阶级差别”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贫富差异是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还是优胜劣汰、自然形成?社会制度已改变二十年,大家同样参加集体劳动,为什么穷的仍穷、富的仍富?

“农民”一词费商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一晃离开那个小山村已近四十年,一直没回去过。近日有插队老友回去,我因事耽搁,未能同行。听她回来讲,村子已大变样:草房一间皆无,全都为铁皮顶的砖房所代替。村子周围辽阔的草甸子,也全都开垦成农田,几无隙地。

有几家人家发达得厉害,一问,多半是过去的中农。当过队长的福山已经过世,他的儿子十几年前开了几百垧地(一垧即一公顷,等于15);一百垧自家种,余下都租给外人。他家房子也盖得最气派。院子里停着越野车和康拜因——从前这种大型农业机械只有三十里外的军垦农场才有两三台。

村里的老人几乎全都不在了。跟我们同龄的只剩两三位,其中就包括福山的妻子——我看了照片,老太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头上时髦的黄色卷发是到哈尔滨新染的,上身是高档羊绒衫,下面是绣花绸裤。相形之下,我们那位从北京去的老同学,反而成了“老土”!

看着照片,我想:今天的农民还真穿上绸缎了!勤劳致富本是自然之理,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只是若按80年前的标准,他家不知还算不算“农民”?

(本博客文章均属原创,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图片部分来自网上。从上至下:《明会要》书影;关于阶级划分的文件;作家周立波;《暴风骤雨》封面;康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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