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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讨教:GDP跟“幸福感”有关吗  

2012-01-03 20:35:00|  分类: 历史—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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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总值跃升世界第二,令许多同胞都兴奋不已——其实大家有些少见多怪: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领跑世界经济,在老大的位子上大大咧咧坐了许多个世纪,也没听说那时百姓的“幸福指数”高到哪儿去

    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一向带有农耕经济的特点是重经验的非数字式的因此有人告诉你说在唐代中国的GDP已位居世界第一,那么你一定还得找数据来证明,不可轻易相信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那时中国国际声誉颇高,长安、扬州等都是国际化大都市。街衢中熙熙攘攘净是外国人:从一掷万金的波斯大贾、到胡饼铺的大鬍子伙计,连同酒店的外籍女招待(胡姬)以及豪门畜养的昆仑奴(非洲东海岸的黑奴),全都来自异域。——唐代的长安、扬州,便是当时世界人心目中的“纽约”啊

   向历史讨教:GDP跟“幸福感”有关吗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只是不知那时若对长安居民发个“幸福感”问卷,统计的指数是否能高过当下?——幸福感这东西往往是事后才能领略的,譬如诗圣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中回忆了开元时物阜民丰的情景,连小县城也都人丁兴旺、粮食充足。可惜人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直到整个国家陷入战乱,才回味起当年的幸福,感慨万分

    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经济高峰是宋代。印象中,宋代的中国积弱积贫、一副病怏怏的模样。然而据学者考察,宋代中国在物质生活方面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清明上河图》上描画了京师开封异常繁华的街市景象,据说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繁华程度可能超过开封。例如后来的南宋首都临安就有着“销金锅”的称号

     宋代的GDP数字我们不能确知不过那时的国库却是钱过北斗、米烂陈仓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21(天禧五年)的国家收入为一亿五千万贯,约合黄金1500-1800万两。若按今日金价一盎司15001600美元计算,当时的一亿臣民,人均税负300美元这个负担当然不轻

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加之异族压迫、“岁币”频增,百姓负担日益沉重。百年以后,作为财赋重地的浙江终于爆发了方腊起义,彻底动摇了北宋的根基——这也可以视为江南百姓集体交出的一张“幸福指数”问卷吧

向历史讨教:GDP跟“幸福感”有关吗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元代的情况怎样?元朝统治者于马上得天下,统治方式也比较粗放,赋税征收反而较历朝松弛。忽必烈兴师灭宋前,曾宣称:凡南宋所征苛捐杂税,一律蠲免,只收地税。——此举颇受江南“富家大族”的欢迎。(于慎行《榖山笔麈》)

    然而幸福指数不仅限于穿衣吃饭,还关乎人对安全、尊严、自我实现的诉求。元代统治将人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屈沉下僚,政治上遭受歧视,连拥有刀具、养马、养鸟也横遭干涉……知识分子科举之路被掐断,地位如坐过山车,直降为“老九”(“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听听文人借舞台人物发出的控诉:“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元代百姓的幸福感如何,由此可知

    明代GDP占世界经济多少份额其说不一。不过有一个事实至为明显即明中叶以后中国成为汲取全世界白银的“唧筒”。这些硬通货当然不是白白送来,是要用商品交换的由此推算中国GDP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应无问题

    明代万历年间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百姓生活也相对安定富足。在万历年间出版的小说《金瓶梅》中,连卖炊饼的武大也能凑上十几两银子,典得一幢二层小楼居住。这点银子折合成人民币,只有四五千元,真是便宜得出奇。因此,若非妻子不贞、引狼入室,武大本可以跟潘金莲在这幢小楼里幸福地生活下去……

向历史讨教:GDP跟“幸福感”有关吗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至于武大所卖“炊饼”,有人说就是今天的馒头。明代的商业税为三十税一(税率3%)。比起今天制售馒头要收17%的增值税,当然要低很

不过明代百姓也并不幸福朱氏王朝实行特务统治太监专权、厂卫横行,“口含天宪”、法制弛废。老百姓关起门来说句牢骚话,便有被告发的可能,一旦被请进“厂”里去“谈谈”,很可能就是“立着进去、躺着出来”——盖此“厂”非今日之工厂,乃当时之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行厂是也!至于明末苛捐杂税不断加码,矿税、剿饷、练饷、辽饷铺天盖地而来,明政权也就到了寿终正寝之时

说到清代,虽为“异族”统治国家倒是最富,百姓的税负也最轻据西方学者考证清代康、雍、乾、嘉四朝中国GDP居世界第一至乾隆辞世,中国经济涨势有所回落所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约相当于英国8俄国的6日本9

向历史讨教:GDP跟“幸福感”有关吗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至于清代的国家税收鸦片战争之前总量一直保持在每年三、四千万两左平均到每个百姓年均税负只有0.13两白银以今日之高银价计算,也只合四、五十块人民币

那么,生活在康乾盛世的百姓,是否就要高歌“幸福生活万万年”了?没有。相反,由于人口激增,通货膨胀,米价不断上涨,百姓叫苦连天。这也成为皇帝的心

乾隆年间有个诗人黄仲则,一生苦读,好不容易选了个小官,把家眷也接来京城。可秋日将尽,还没钱做冬衣,于是感叹道:“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连官员都无幸福感,又遑论百姓

说到底,幸福感是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时的一种微妙感觉,而欲望这个东西,从消极面看,人欲横流必遭报应;从积极面看,则又是促使人类社会竞争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欲望满足时少,不满时多,因而人们幸福感少,也便成为常态

归纳古代国家经济与国人幸福感的关系,可粗略得出几点不是结论的结

其一,幸福感有滞后性,往往是事后更易体会到,国阜民丰时反而浑然不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两句口号,真是字字血泪!由此可见,天下太平,是百姓最大的幸福

其二人是容易遗忘的不善做“忆苦思甜”式的纵向比较最喜欢横向攀比 你尽可以把“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成是什么“小农意识”“平均主义”,然而这确是左右幸福评判的重要准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怎么幸福得起来

其三,人又是短视的,幸福与否往往取决于切身的生活感受。能高瞻远视、自觉把个人跟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人,为数不多。国家GDP的增长如果没能落实到百姓的生活中,也照样不能为他们的幸福感加分。清代的情形就是显例。

其四,幸福感的强弱,不仅取决于肚子,还涉及精神层面。在元代,文人不见得人人饿肚子,可元杂剧中不幸福的呼声是最高的

当然,纵观两千年历史,中国人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思想受到拘囿,欲望的空间也相对狭小,幸福感反而多些。于是便有了“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系列美丽的回忆和传说。这有点像坐在井里的人,自以为把握了全部天空的奥秘,并时时体验着幸福所带来的晕眩感

今天,当社会更加开放,人们的视野也更为开阔,认识到天空原来如此辽远广阔,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发达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反而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本文载于《东方文化周刊》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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