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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德先生赐书记(附《水浒源流新证序》)  

2015-06-01 10:46:00|  分类: 刘世德先生,水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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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望刘世德先生及师母朱老师,先生将他的新作《水浒论集》赐我。他翻开封面,用毛笔在扉页题写“侯会兄指正,刘世德”几个字,并十分认真地揿刘世德先生赐书记(附《水浒源流新证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上“刘世德印”和“三梦水榭”两方印章。

看着刘先生题字,不由得想起92年在社科院文学所师从先生进修的情景。那年是壬申年,邮政公司发行一种贺年卡,留出许多空白,请当年60周岁的学者名人签名,还记得刘先生在办公室挥毫签名的样子。转眼二十三年过去了,算来先生今年八十三岁。可提笔写字时,手一点都不抖。作为学生,我如今端杯持笔,手已有些不稳了,不觉惭愧。

手捧先生大作,感念不已。多年来先生对我的指点、鼓励和扶助,令我铭记在心,不敢稍忘。2000年,拙作《水浒源流新证》完稿,我心存侥幸,诚惶诚恐请先生指点。数周之后,竟获先生所赐大序,洋洋四千言,多为鼓励之辞,令我羞愧之余,备感压力。自那以后,竟未能做出更多成绩,实在有愧于先生的期许。

翻看《水浒论集》大作,先生为拙作题写的序言《水浒源流新证序》也收入书中。学生何幸,得附骥尾?——问及先生,说如今每日仍笔耕不辍;作为学生,也只有尽其余力、勉力书写,不敢追名逐利,但求丰富自身、有益社会、无愧我师!

 

刘世德先生赐书记(附《水浒源流新证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附:

《水浒源流新证序》

  

 

给侯会的这本《水浒源流新证》写序,我不禁想起了先师 吴组缃教授的二三事。

先生每有妙语,令我终身难忘。

记得刚踏进清华大学校门之时,三五个同学结伴到吴先生家中作客。那时,他担任我们的系主任。高年级的老同学介绍说,吴先生善谈,好客。一句“他家的茶叶醇香无比”,惹得当时的我们垂涎欲滴。于是提前了几天去拜访吴先生。

落座以后,果然是每人一杯香茗。照例寒暄一番。吴先生对大家说,“你们读中文系,无非是将来想搞文学。搞文学,不管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评论,平日都要注意观察生活,观察越细致越好。”

说到这里,吴先生环顾着我们,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看谁能答得上来。”

我们每个人都张大了眼睛,屏气凝神,惴惴不安地等待着。

只听吴先生问道:“蜘蛛有几只脚?谁回答得出来?”

鸦雀无声,谁也没有开口。

先生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吧。”然后,他转移了话题,才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局面。

尽管事后我并没有尝试去抓住一只蜘蛛细看,也没有去请教有关动物知识的书籍,以致到今天仍然闹不清蜘蛛到底有几只脚,但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吴先生的教导:对客观事物,要细致观察。

后来,我们转到了北京大学,吴先生教过我们“现代文学”课。

在课堂上讲解一些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作品时,还曾细心地指出其中的一些细节上的疏忽,一些违反生活常识的错误,例如,一位老女人的小脚是几尺几寸,在同一篇作品内居然出现了前后不同的数码;又如,用手枪从一个方向射击河中行驶的一条大船,怎么可能在大船的四周都溅起了水花?其例甚多,且这些有微瑕的作品泰半出于名家的笔下,不必缕述。

这又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日后,我在阅读、分析文学作品时,养成了一种习惯,往往会有意识地去注意挑剔书中大大小小的违反生活常识的错误,以及在细节描写上前后缺乏照应的缺点。

刘世德先生赐书记(附《水浒源流新证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设在北京大学校园之内,还挂着一块“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招牌。

北京大学校园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气氛。我的两位老师,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同时开讲《红楼梦》。他们的观点,在很多问题上,截然不同,尤其是对薛宝钗形象的分析和评价。于是引起了轰动,成为红学史上的一大盛事。有幸的是,我去听了课,并且作了详细的笔记。

多年以后,有一天,为了推荐我的一位学生和吴先生合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红楼梦”条目,我专程到西郊去拜访吴先生。

在交谈中,我们回忆起当年吴、何二位先生打擂台,令燕园多少学子倾倒的盛况。

先生对我说:“我和其芳对薛宝钗的看法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静听着吴先生的分析,没有搭腔。

他接着说:“其芳是诗人。诗人总是热情的、浪漫的,把生活、事物看得很美好。而我是小说家。小说家总是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用客观的、批判的眼光去解剖人生、社会。所以,其芳更多地看到薛宝钗的好的一面,我呢,更多地看到薛宝钗的坏的一面。”

刘世德先生赐书记(附《水浒源流新证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这番话使我受到了震动。我虽然很了解两位老师的学术观点的异同,却从来没有从他们作为小说家、诗人的身份、气质、风格等方面去追索原因。

回家以后,我想了很久。吴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并不完全赞同。我认为,二位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之所以不同,和他们是不是小说家或诗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无关。尤其是何先生,在他四十岁以后所写的文学研究论文中,据我的体会,并没有流露出一般诗人常有的气质。他早年写《画梦录》时的那种风格已荡然不存。

我觉得,吴先生的话并不完全准确,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符合他们二位(特别是何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实际情况。

但是,吴先生的话却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的脑海里突然闯进了一个等式:“小说家” +“诗人”= 完美的组合。于是我把它和考据工作联系起来。考据的最高境界不也正是如此吗?

考据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像黑衣法官断案、大侦探破案一样,它需要的是敏锐的头脑,严谨的作风,广泛地搜集证据,结论必须、也只能从客观的证据中引出。——这好比是“小说家”的工作。然而,很多证据是死的,摆在那里,你不一定找得到它们。怎么去寻觅它们呢?甚或即使看见了它们,有时也不知道如何能使它们更好地发挥效用。这就需要开动脑筋,让自己的想像力驰骋起来,飞翔起来。——这好比是“诗人”的工作。

考据必须凭证据说话。但是,考据不能完全排斥合理的推测。推测又必须倚仗证据的支持。于是,出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等式:确凿的证据 + 合理的推测 = 成功的考据。

 

先师吴先生的教导,我的关于考据的联想,怎么会和侯会的书发生联系呢?

侯会作的也是考据的功夫。他的考据,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都和我上面所说的几点暗合。

例子甚多,姑且随手举两个。

他读《水浒传》百回本第十五回,发现了“八”、“七”和“六”三个数字的矛盾。回目上说是“七星聚义”;在正文中,参加聚义的人数,明明是八个人,却一会儿说是“七人”,一会儿说是“六人”。经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他断定,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公孙胜是后来加入的。

他读《水浒传》,又发现一条规律:每位梁山好汉首次登场,都应该伴随着一首出场诗。他细心地统计出:九十一人有出场诗;其中六十九人在首次登场时有出场诗,二十二人在第二次、第三次登场时才有出场诗;十七人始终没有出场诗,他们的登场相对地集中于第十四回、第十五回、第三十五回、第三十六回;在第十三回之前,有十四人登场,竟无一人带诗出场。经过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今本之前,存在着一个“带诗本”。他更进一步论述了这个“带诗本”的内容和特点。

这些都是十分精彩的考据。

他的考据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

其原因在于,他对考据有正确的认识,他运用了正确的考据方法,他的结论因而是有说服力的,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初次认识侯会,是从阅读他的论文开始的。

那是在一九八六年底,在《文学遗产》第四期上读到了他的《水浒源流管窥》,深感角度新颖,别具慧眼,分析细腻,论据可信。这是难得一见的研究《水浒传》版本问题的好文章。它有新的视角,新的见解。我为水浒学界冒出了新人而感到欣喜。我在《文学遗产》担任编委,连忙把我的看法告诉给编辑部的朋友们,并且盼望他们继续发现新人,扶植新人,继续发表佳文。后来,果然又在刊物上陆续地出现了侯会的名字。

一九九二年起,侯会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我的名下进修。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挚友,彼此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启发。这短短的一年的融洽相处,我们都认为是值得追忆的往事。

说来机缘也真是凑巧,不久以后,侯会竟然搬家,成了我的邻居:我们虽然住的是两栋楼,却在同一个院内。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我也更有幸地得以读到他的几篇待发表的论文。他的好意,是让我多提提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实际上,我却从中汲取到一些营养,对我平日所思考的某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获得了不少的启迪。

    侯会是个典型的读书人,温文尔雅,谦谦君子,虚心好学。十年来,他的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我并没有给过他多大的帮助。他的成就,可以说,主要是凭仗着他自己的艰苦努力取得的。我不敢有丝毫的冒功。

    侯会在大学里教书。课,孜孜不倦地继续钻研着《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成书过程问题。几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向读者们献出了这本选题新颖、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而翔实、论述细致而深入、有扎实工力、有独到见解的专著。

 

很多人对小说版本研究抱有一种误解,总以为必须手上持有多种珍贵的、稀奇的版本,方能搞出名堂来。

实际上并非如此。

刘世德先生赐书记(附《水浒源流新证序》) - 侯会 - 侯会的博客侯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据我所知,他算不上藏书家,他也并不刻意搜集珍贵的、稀奇的小说版本。他看的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书。他照样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关键在于,首先要静下心来,力戒急于求成的浮躁习气,稳坐在书桌旁,细心地读书和做学问。

    读书要细心。细心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要善于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研究的独创性常常是从这里产生的。

一边读书,一边要勤于思考。读书不仅求“深”,还要求“博”,要以某一部小说为中心,旁及上下左右,多方面地努力寻找有关的资料信息。

单有以上所说的几点还不够。考据家不应是“书呆子”,不应是“书簏”。思维能力,对考据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纷至沓来的资料要善于选择。要善于分辨它们的有用与无用,真与伪,主与次,重要与不重要。某一资料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都要心中有数。这些其实都是对考据工作的基本要求。

我看,侯会是符合并且超越了这些要求的。

 

侯会希望我为他的这本专著写序,我噜噜囌囌地说了以上的一大套,不知是否符合他的要求?此序放置在全书的开头,也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对各位读者有用?

还是请各位读者跳开这篇序言,直接去阅读这本专著的本文吧。我相信,它将会带给您或多或少的愉快和收获。

                               

                                 2000年12月28日,芳星园

 

(本博客文章均为自创,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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